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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与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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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伯特•墨菲

翻译:郑其涛 风灵


最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版一篇名为“关于自由贸易的再思考”的文章中,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经济学家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认为,尽管自由贸易学说的典型观点在李嘉图的时代或许有效,但已不再契合以跨国公司和高速通讯为特征的当今经济状况。据我们的作者所言: 


近期有两个例子能体现这种担心。首先,纽约的一家大证券公司,计划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将其人均年薪15万美元的800人美国软件工程师团队,用一支实力相当,而平均年薪只有2万美元的印度团队来替换。其次,未来五年内,预计美国放射科医师的数量会显著下降,因为核磁共振映像(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的检查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发送给具有诊断能力的亚洲放射科医生,而这只要花很少一部分成本。 


作者承认:大多数经济学家会从“自由贸易”的经典角度来解释上述发展变化,并将任何挑战都贴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标签。尽管如此,作者认为:“这些新的发展变化,会令人质疑那些支撑自由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说。” 


那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律错在何处呢?该定律表明,如果每个国家专门从事该国工人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人均生产率最高。而按照舒默和罗伯茨的说法: 


当时李嘉图认为,自由贸易会使所有国家都受益,他的假定条件是用于生产商品的资源(他称之为“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如果生产要素可以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那么比较优势就会被削弱。在今天的例子中,生产要素就流动到了少数几个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各方都受益,而是一些国家获利,另一些国家受损。 


舒默和罗伯茨在讨论李嘉图范式时是对的,该范式的确假定生产要素是固定的,仅有最终商品可以跨国运输。不过,如果舒默和罗伯茨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这些假设条件下自由贸易才是好事,那他们就错了。(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讨论。) 


自由贸易的主张较之李嘉图的有限论证更为广泛。如果对群体之内的个体与该群体之外的人所进行的贸易施加外部惩罚(例如关税),那么该特定人群的人均消费量将会降低。无论是否允许这些人本身或他们使用的工具离开某个任意区域,都是如此。 


关税就是赋税 


在进入问题核心之前,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个很基本但很重要的事实:关税就是赋税。无论争论多么复杂,当有人反对自由贸易时,那就意味着他赞成对消费者征税(或施加类似限制)。在当前情况下,舒默和罗伯茨暗示,通过对某些可购买的商品增税,就能让美国人更加富有。他们也暗示,当资本不能流动时(如李嘉图所证明的),贸易壁垒会降低消费水平,但所有这些都因发明了互联网而改变了。如今,照作者所说,贸易壁垒将会提高生活水平。这种观点会让任何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感到迷惑。 


 “最近的两个例子” 


另一项初步的观察是,本文开头所引述的两个“最近的例子”与要素流动之间真的没什么关联,也与反对古典自由贸易的陈词滥调没什么不同。既然经济学家罗伯茨表示,在李嘉图的假设成立时,他赞同自由贸易,那么他应该明白,他举的两个例子,恰恰证明了市场运作的益处。 


回顾第一个案例,作者悲叹那家纽约公司裁掉了800名美国的软件工程师,而雇用“同样能干的印度团队”。那家公司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工程师的工资是15万美元,而仅需要给印度人支付2万美元。表面看来,这是一个跨国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与反对自由贸易的那些典型(但无知)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吗?假设一家印度的证券公司,以每人2万美元的薪酬聘请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并导致美国公司关门(因为美国公司的客户把业务交给了印度公司),因此导致了800名软件工程师失业。我们可以想像,美国公司会跑到国会去,要求设置关税。其游说者辩称,必须要支付美国工程师15万美元,因此不可能竞争得过印度的证券公司。


除了公司老板的国籍外,这个例子与作者所引用的那个例子真的没有任何不同。难道我们的作者真的认为,如果印度公司雇用印度工程师并导致美国工程师失业,对普通美国人有利,而如果是一家美国的跨国企业做同样的事就糟糕了?


作者所举的第二个例子也可作类似推理。此例中,数据传输的速度威胁着美国放射科医生的前途。我们记得,舒默和罗伯茨认为,这个例子不符合古典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所使用的假设,因为可怕的“以一小部分成本就能作出医学诊断的亚洲放射科医生”,不仅仅是使用亚洲的资源,然后将最终产品运出去与美国放射科的医生相竞争。相反,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是,包含在这种服务中的一种生产要素——即患者的MRI数据,可以传送到亚洲放射科医生那里,亚洲放射科医生在亚洲进行的分析,然后再把他们的分析意见传回美国。 


但是,难道这一差异就真的能推翻李嘉图、巴斯夏及其他自由贸易者得出的结论?毕竟,只要稍作修改,我们就可以把该例子变成符合非流动要素的经典假设。假设某个亚洲公司,发明了一种由亚洲放射科医师编程的一次性黑盒子,销售给世界各地的医生。医生把病人的MRI数据输入这个假想的设备中,然后,机器嗡嗡作响,片刻后,就蹦出一条专家诊断意见。 


现在,按我们的作者所言,如果是因为利用了从亚洲进口的黑盒子,从而医生们可以更便宜地得到MRI分析结果,而导致了美国放射科医师失业,这种情况下,不能批准关税保护。这是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此例中,亚洲的产品比起美国的同类产品,能够更有效地提供服务。虽然因为亚洲的创新,美国放射科医生境遇会变糟,但因为廉价进口降低了MRI分析的价格,普通美国民众会更富裕。一些贫穷的美国人,实际上可能因为进口盒子所得的低价分析而挽回一命。 


那么再请问,难道我们的作者真的是想论证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假想的情况下,不允许对美国的放射科医师进行关税保护,而第一种情况下授权征收关税?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亚洲的放射科医生把他们的知识以编程转化成一个黑盒子并销往海外,比起亚洲的放射科医生(接收MRI数据后)把自己的诊断输入计算机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海外之间,有着显著差异?如果在假设的例子中,亚洲的创新代表了普通美国人的福音,那为什么我们不该也赞赏在真实世界中,亚洲的放射科医生只用一小部分成本就能作出诊断呢? 


令人同情的遭遇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作者所引用的“最近的两个例子”,与早就被驳得一无是处的重商主义者反对自由贸易的典型论点相比,没有什么重要差异,但我们还是应该花点时间,来了解是什么导致我们的作者误入歧途(尤其是罗伯茨,通常他是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我认为罗伯茨想的可能是类似以下几点: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个生产要素不流动的生产场景(因此符合李嘉图的经典假设)。假设一位美国资本家有一台拖拉机,而一位美国农民擅长种植咖啡。资本家雇了这位农民一段时间,让农民利用他的拖拉机种植咖啡,咖啡销售给美国消费者。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有位巴西农民不用任何拖拉机也可种咖啡卖到美国。由于这位巴西农民愿意接受仅相当于25美分的日薪,所以他的咖啡比美国品牌的便宜得多。面对这种无情的竞争,那位美国资本家解雇了原来那位农民,并雇用其他农民用拖拉机种西红柿。 


现在,我们可以想像,失业的美国咖农跑到国会,要求对巴西咖啡征收关税以“保护就业”。但像罗伯茨这类经济学家可能会告知咖农,就像李嘉图在19世纪所描述的那样,巴西在咖啡生产上有比较优势。使用美国劳动和资本品来生产诸如西红柿等作物更有效率。美国工人不接受25美分日薪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劳动在其他行业更具生产力。 


这就是第一种非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情况。而现在,让我们放宽这个经典假设。假设美国的资本家,面临来自巴西咖啡种植者的竞争,仍然解雇了美国的咖啡种植者。但现在,他不是将拖拉机用于美国别的产业,而是将拖拉机运到巴西,并雇佣一个巴西的咖啡种植者。(我们假设,以上讨论的选择并不赚钱,也许因为运输成本太高。)


同样,我们可以想到,失业的的美国咖啡种植者跑到国会,要求对巴西咖啡征收关税。他可以正确地指出,只要关税足够高,美国的咖啡生产就能再度有利可图,从而防止美国资本家把他的拖拉机运到巴西。可以肯定,如果国会制定政策将资本品留在美国境内,那么不仅是美国咖啡种植者的工资,而且是全美国的平均工资都将提高。 


乍一看,这种推理似乎颇有道理。毕竟,如果用以增强美国工人劳动的资本品变少了,那自由贸易者怎么能辩称美国公民生活水平会更高呢?拖拉机被运到巴西后,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境内生产的实物不是更少了吗? 


是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品被运到外国后,美国境内生产的实物会更少。但那又怎样?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东西在美国生产,而是美国公民从他们的最终消费品中得到了多少快乐。而即使在拖拉机被运到巴西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也会从巴西进口中受益。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巴西的咖啡种植者(按合同)愿意以25美分的日薪工作,现在在此之上,得到一台美国拖拉机的辅助。因此他们的生产力将会提高,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为巴西咖啡所付的价格会更低。虽然的确在美国境内生产的实物更少了,但是仍可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的消费品。


不管巴西人将从美国进口什么东西来交换他们的咖啡,现在可看到,需求增长了,因为巴西咖啡种植者使用了新的拖拉机,而有了更高的生产力和实际购买力(这就是萨伊定律的应用)。总之,正如我们的第一种情况(非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情况——译者注)下,只是将拖拉机转移到另一个美国产业时,较低的咖啡价格使美国消费者情况更好一样,如果将拖拉机转移到巴西,更加低廉的咖啡价格也会使美国消费者情况更好。 


结论 


自由贸易的主张仍不可撼动。美国公民不能通过对外国消费品增税或设置其他壁垒而变得更富——不管生产要素是非流动的(如李嘉图的假定)还是流动的,都是如此。我们不应惧怕数据传输或外国工人的高级技能与教育水平等降低成本的进步。相反,我们应该欢迎这些发展,因为这意味着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而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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